“走出高楼大院，开门办科研”，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名词。现在听来似乎有点好笑，那时可是真的，我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开门办科研，现在称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我们上海微系统所即原上海冶金所，冯强生先生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第一人，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这项工作了。

　　1967年秋，我结束了上海崇明岛“四清工作队”、上海纺织系统的“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回到了所里分析室极谱组，就跟着极谱组组长冯强生先生研制“示波方波极谱仪”。大约经过了两三年断断续续的研制工作，“示波方波极谱仪”已初步搞出来了，但还不够稳定。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早中期，有一天我们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希望我们走出去“开门办科研”。

　　当时很多的大、中型厂家都对科研成果不甚关注，尤其是在文革中很多厂几乎都是停产闹革命了。上海只有一些里弄小厂还对科研成果还有兴趣，不断在寻找新产品。南京东路的街道小厂——“上海新华仪表厂”就找到了我们所，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就到上海新华仪表厂“开门办科研”去了。

　　1971年秋，在冯强生先生的带领下，我与刘善良三人就到了新华厂继续进行“示波方波极谱仪”的研制完善工作了。新华厂的领导对此非常重视，他们真是全力以赴，一心想让我们尽快搞出新产品来。

　　上海新华仪表厂是黄浦区南京东路上的一个街道小厂，职工大约有七八十人，大多是附近街道、里弄里的家庭妇女、待业青年，也有少量的残疾人。几个厂领导成员原是当地街道和里弄里的干部，他们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在职工中很有威信。

　　新华厂的厂房很小，都是普通民宅改建的，分散在南京东路两侧的弄堂里。厂的总部就设在南京东路河南路口，著名的“老家福”绸布店的楼上。“老家福”那个大楼的底层很高，建有一个假二层，就是新华厂总部的所在地。新华厂的厂部办公室、技术室、财务室、销售部、采购部等均在这二楼上，我们搞新产品的研制组也在这楼上。那几年我每天都从所旁边长宁路乘20电路车，从中山公园终点站坐至河南路站下，到新华厂里去上班。

　　新华厂厂长方冼禄（已故），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子，皮肤比较白，短发。他对人和气、工作肯干、敢于负责、雷厉风行，对我们新产品的研制相当支持，总是一路开绿灯。他要求厂里各个部门全力配合，不管是厂内厂外的加工还是采购，只要我们新产品组一提出要求，各部门必须立即办到。他还让汪灵芝、童莹等几个厂里最优秀的骨干员工，参加了我们新产品的研制小组。

　　另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当时新华厂里唯一的设计工程师——“老宁波”俞振梁设计师。据说他原在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只因当时的极左路线，遭到打压，被调派到了新华厂工作了。老俞工作能力极强，爱动脑筋，在我们小组中很受大家的敬重。只要我们新产品组提出想法，他都能设计出符合要求的部件并立即去他们的金工车间加工出来，送给我们小组使用。

　　我们在厂部二楼工作大约一年多，因为人多比较拥挤，厂领导就把我们研制小组搬迁到了山西路天津路口的一个二层小楼里了。那里原来是厂里的一个小仓库，有楼上楼下二间房腾出来让给我们使用，地方就宽敞多了。我们在那里又工作了一年多，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我每天都要从它门口经过几次咧。

　　新华厂还有一个总装车间，在南京路福建路口红庙弄内的“红庙”小楼里。红庙弄很短，它一端连接南京路，一端连接福建路。那个“红庙”，很早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小庙宇，后来改作它用了，不知何时被新华厂占用了。那是一个二层小楼，是新华厂电表产品的主要生产车间，电表的组装、调试、检测、包装都在那里完成了。我因工作关系，有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与那里的工人师傅聊聊天，在交谈观摩中使我知道了电表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收获不小。后来我搞的露点仪，早期就是表头式的，表头的刻度是非均等的，即对数式刻度，正是我请那里的师傅帮我加工出来的。

　　我们在南京路新华厂工作了三年多，一心扑在新仪器的研制上，对新产品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但仪器总是稳定性差，过不了关，无法定型生产。现在看来这与当时的技术、元器件的质量有关。我们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可冯强生先生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早已把心思转到了“极谱式”测氧仪的研制上去了，这就是后来的新产品“测氧仪”了。

　　1975年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的李钰副研究员，他看到了国外气调库的发展势头很好，这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空白点。他也打听到了我们所的测氧仪，特地来上海洽谈，想与冯强生先生合作，搞气调水果、蔬菜的保鲜之工作。李钰先生与支部书记李魁英谈这事，从经济意义谈到政治意义，李魁英听了极力赞同这个合作项目。于是我又几次与冯强生、吴国炎（已故）去北京113中学校办厂，推广“测氧仪”的生产，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冯强生先生陆续又到常州等好几个地方推广他的测氧仪，后来离开冶金所，自己还在浦东办了一个小厂专门生产测氧仪。测氧仪在我国当时的气调水果保鲜、电厂锅炉水中氧的检测、医院肺呼吸氧和血氧检测等多方面得到了应用，起到了一定作用。

　　之后我又与黎修琪（已故）、骆如仿三人在新华厂推广“露点仪”一年多，所以我在南京东路新华厂前后总共工作过五年多时间。如今南京东路改成了步行街，很多低矮的小房子被拆了，变成了高楼大厦。但当时每日走下20路公交，费劲挤过人群，穿行于南京路的商店、弄堂，步行到厂里去上班、办事的记忆仍然鲜活。

 （作者：毛平天  原物理化学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