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 1892-1973）

　　1973年12月3日，周仁先生默默地、不无遗恨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热爱的科学事业，走完了八十二年的人生旅程。

　　周仁先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的先驱，是一位饮誉国内外的冶金陶瓷学家，也是我国电炉炼钢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周仁先生一生热心于传播现代科学技术，悉心培养新人，是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祖国，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一生办实事、创实业，主张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他对我国现代工程科学技术和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史册。

　　少年英才

　　周仁，字子竞，1892年8月5日生于南京市郊江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官任教谕，是清朝—个执掌电讯的小官吏，曾祖父任过杭州新安江地区的县令。周仁排行老四，上有一姊二兄。他出生未及周岁，父亲便去世了。家庭失去了支撑的大树，原来清贫的家庭便变得经济十分拮据，周仁的求学费用也不得不依靠亲戚的接济。在周家的亲戚中，他的外婆家是颇具财势的大户人家，其太外婆是清朝重臣、巨富盛宣怀的亲妹妹。小学毕业那年，他来到上海，投奔在上海招商局当买办的大舅舅家，求学于南市黄家码头附近的“育才”中学，每天从杨树浦许昌路舅舅家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南市的黄家码头上学，风雨无阻，年复一年；夏天一件汗衫短裤，冬天穿着用父亲旧长衫改的制服御寒，他性格内向，从不贪玩，也许是父亲早亡，寄人篱下的境遇造就了他的性格。他非常节俭，来沪前乳娘在他枕头中缝进的两块银元，回乡时依然如故，不动分文。

　　后因家庭的变故，他回到江苏镇江，在承志中学继续他的中学教育。在上海寄宿于舅舅家时，舅舅家客厅中陈设着几件晶莹光亮、古朴典雅的瓷器，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常引起他的遐想。童稚时代埋下的喜爱中国古陶瓷的种子，日后萌发成为立志揭开中国古陶瓷奥秘的决心。1907年12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承志中学。

　　1908年2月，春节一过，他就来到南京，就读于著名的江南高等师范学校，他喜爱文学和数学，成绩特别优异。1910年7月他完成了三年的高等教育，三年大学生活，使他增长了见识，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满清政府的腐败，列强侮我中华、康梁变法的失败，民主革命的兴起，促使他去思索、探求强国富民的真理，他笃信“强国必先利器。”不久，他考取清华大学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录取于美国东部的康奈尔大学。他所选择的专业既不是数学，也非文学，而是将来可以制造“利器”的机械学。    

　　留学康奈尔

　　1910年8月，他登上了横渡太平洋的货轮，踏上了去异国他乡的征途，他的心情就像太平洋的海水那样，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既有对亲人和祖国的眷恋，亦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对康奈尔大学的向往。当他结束海上颠簸，踏上旧金山海岸吋，他回首翘望，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是要回去的，学成后便回国。”

　　康奈尔在本世纪初是美国名列前茅的几所大学之一，尤以农业、医学、机电等专业驰名，拥有许多著名的数理、力学教授。它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绮色佳小镇，小镇地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依山傍水，附近的五指湖是野餐的好去处。康奈尔大学校内绿树成荫，到处是芳草地，山泉瀑布和峡谷更增添了校园的魅力与宁静氛围。周仁喜欢康奈尔大学美丽的校园，更喜爱这儿静谧的气氛和学习条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作息制度，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六点开始学习，准备一天的功课，带上几片抹上花生酱的面包权充午餐。他很少独自出校园，偶尔到绮城小镇上采购—些食品和用具，几乎没有什么消遣和爱好。唯一的例外是他常在暇时或晚饭后的间隙时间，去校内的大同俱乐部与留美的中国学生聚会，一起切磋学术问题，纵论国内局势和国际上的风云变幻。

　　1911年，即周仁赴美的第二年，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喜讯，但不久又传来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窃取的消息，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周仁曾经欢欣雀跃的心情顿时为对祖国前途担忧的一片忧心所代替。1914年塞尔维亚皇子在南斯拉夫被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多年借工业科技发展所积蓄的力量投入了重新瓜分世界的血腥战争。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为这场大战所震惊，他们看到欧美各列强用他们的兵甲利器在毁坏人类文明，欺凌弱国、屠杀人民。欧美的强大在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科学落后、内战频仍，学术上一片尊孔崇古之风，学科学懂科学者可谓屈指可数。祖国需要科学、民主，周仁和其它几个同学都极想为国家的强盛尽绵薄之力。

　　191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像往日一样他们又聚集在大同俱乐部的廊檐上，纵论世界风云。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应该刊行一种杂志来向祖国介绍科学，提倡发展科学。这一倡议马上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出版《科学》杂志。在《科学》月刊“缘起”上签名的有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杨杏佛、章元善、任鸿隽等九人，并组成学会，数月内会员发展至70多人。1915年1月《科学》杂志便出现在神州大地，同年10月25日学会改组，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周仁被选为第一届董事。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正是这些先驱者把现代科学技术带到了祖国。

　　四度春秋，勤学苦读，1914年夏周仁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并于当年考取研究生，他所选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是冶金，此时他已从“强国必先利器”进一步领悟到要制造“利器”必先发展钢铁。他把专业爱好从机械转向冶金学始于在摩尔电炉公司实习期间，这一年他有机会去匹茨堡摩尔电炉公司实习，摩尔公司先进的电炉炼钢工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深感受到钢铁的力量。他把钢铁比喻为人的骨头，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就像人没有骨架，就不能立国。这个普通而又深刻的道理不时叩击着他的心扉。在赞叹先进电炉炼钢工艺的同时，他已经决心把这种先进工艺带回祖国，日后让它在神州大地上开花结果。有了这种打算，他实习时更为专心致志，尽管身材较瘦小，但他和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在第一线，操作在电炉旁。他的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受到了公司同仁的好评，也传到了公司总经理摩尔先生(Coillian Moal）的耳里。有天，摩尔先生亲自来看周仁，并有意让周仁留下来当工程师，但这一建议被周仁婉言谢绝了。

　　1915年6月，周仁获硕士学位，即将启程返回梦萦中的祖国，在辞别康奈尔大学机械系主任时，系主任劝说他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预言他日后可成为著名的学者。高薪和辉煌的前景并不能打动周仁，他一心想早日回到祖国，把自己的学识献给祖国和人民。

　　报国无门

　　年青有为，满怀激情的周仁，回国后受到家人亲友的热情欢迎，却受到社会工业界的冷遇。他奔走游说，希望国内的几家小钢厂能投资搞电炉炼钢试验，但是这些小钢厂财力单薄，且只图眼前利益，对试验无半点兴趣。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财力雄厚、国内最大的汉治萍钢铁公司，汉治萍公司虽然号称钢铁公司，但当时实际上只出铁不出钢。周仁投书并多方托人联系，终未能打动公司当局。周仁在回国的半年中，常为不能施展抱负而苦闷。1916年3月的某天，他与“申报” 馆主编史量才先生不期而遇（史量才是周仁在育才中学求学时的生物老师)。史先生告诉周仁，“申报”由于日前登了一幅讽刺帝国主义的漫画，得罪了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正要打一场官司，史请他出任翻译，帮助打官司，周仁欣然从命并同意暂且担任申报馆的工程师，协助建筑申报新馆和安装机器。

　　1917年2月，他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到母校任教，执教机械工程，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教学中，他讲的课既有理论深度又联系实际，颇受学生欢迎。在任教的两年中，他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的吴有训、严济慈及著名冶金学家周行健等人。虽然他未能炼出钢材，但却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其间，他还受聘担任江西九江电灯公司的工程顾问，协助建厂。

　　1919年8月，留学康奈尔大学的同学任鸿隽受四川省政府委托，主持筹建钢铁厂，准备在国内试验电炉炼钢，用于武器生产。任想起曾为电炉公司经理摩尔先生所赏识的周仁，于是邀请周仁担任未来的四川炼钢厂的总工程师，并一同去美购买电炉设备。周仁即刻辞去南京高等师范的教职，于当年冬天与任鸿隽赴美购买电炉。于是，周仁再一次来到摩尔电炉公司实习，同时验收机器。当周仁与摩尔办完购买电炉手续时，摩尔要给周仁一笔佣金奖励他推荐购买摩尔公司的电炉。周仁婉言谢绝，并表示如果摩尔坚持要付，则可在购买电炉的金额中扣去这笔数字。摩尔为周仁的无私廉洁所深深感动，他进而希望周仁成为摩尔公司在中国的经销人，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但周仁无心做生意、当洋买办，他一心想早日把设备运回国内，实现开创中国电炉炼钢事业的宏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设备全部运到了四川，但因政局变化，电炉炼钢建厂计划不得不停顿，他施展抱负的愿望又一次受挫。

　　1921年底，周仁回到上海，与王季同先生共同筹资创办实业，在上海天通庵办起了大效机器厂，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时的学生周行健被推荐到该厂任绘图设计。1922年春节，周仁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聘书，请他出任机械系教授。这样，他又一次开始了教书生涯。周仁其时虽尚年轻，但已有相当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因此教起书来得心应手，他的讲解详尽透彻，深入浅出。他那儒雅的风度、平和的语气，加上结合国情的精辟分析，常让学生们折服。他的课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学生，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机械系的系主任、美国教授狄凯逊，学生们对他的讲课很不满意，不久又从一般的议论逐渐发展到请愿骚动。1923年6月，机械系一个班级在班长袁丕烈的带领下，向校长提出免除机械系主任狄凯逊的职务，由周仁担任系主任的请求，不少班级也协同支援。校长很赏识这位年青教授的才干，但又苦于不能随便与狄凯逊毁约，撤消合同，只得把学生们的要求告诉狄凯逊，建议他与周仁换一下位置。狄凯逊当然要顾及面子，只得打点回国。此事一时在交通大学传为佳话，周仁名声大振。当不少学生知道他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也纷纷要求去康奈尔大学深造，其中就有袁丕烈。翌年，交通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周仁又被任命为教务长，年仅三十出头的周仁，已经在国内学术界、工程界颇具声望了。

　　1925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周仁终于完成了他人生的大事，一位世代官宦出身的姑娘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三十二岁的教务长终身联系在一起，共甘苦长达半个世纪。这位姑娘名叫聂其壁，是曾做过上海道台、苏州府台的聂缉椝的第四个女儿，母亲曾纪芳是曾国藩的小女儿，哥哥聂云台是上海商会会长。聂其壁十岁时父亲病故，靠母亲和兄长抚养长大。聂家有财有势，却看中了出身清寒但才气横溢的周仁，可谓识人。聂云台请在交大当教授的侄婿曹铭先作媒，把聂其壁许配给周仁。周仁的婚礼在当时上层社会中并不显赫，但女方的宾客中仍不乏社会名流、达官贵人。聂母曾纪芳在做礼拜时结识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宋家母女，宋家的小女儿宋美龄欣然同意作为婚礼的女嫔相。周仁一向视立业为奋斗目标，成家并非头等大事，他选了重庆南路一所僻静的弄堂房子为新居，新房内的布置十分简单，除了女方的陪嫁之外，唯一的陈设便是那几件经常玩赏的瓷器。

　　在南洋大学的六年教学生活中，周仁曾参与永利制碱厂的重型制碱装备的设计铸造，以当时国内的冶金机械工业水平而论也属壮举。

　　筹建工程所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当时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去职，学生纷纷要求周仁出任校长，周仁碍于情面，不便接任，故辞职离校。时值南京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逐受聘出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并受蔡元培之聘，积极参与中央研究院的筹备工作，任理化实业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1928年3月，周仁因痛感振兴中华极需现代工程技术，于是提出在理化实业研究所内成立工程组，同年7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时，工程组便改组为工程研究所。周仁与王季同共同负责筹备工程所。筹建初期，他们先在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与物理所、化学所合购一幢小楼房，作临时办事处。周仁首先确定了工程所的办所宗旨，他认为工程研究应“注重于国内旧工业之改进及新工业之创设”。根据当时的国情及财力物力条件，他决定首先创办陶瓷及钢铁试验工场，陶瓷实验厂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合办，暂设南京，着手坯泥、彩釉的研究和江苏泥土原料的调查；钢铁试验场则建在上海白利南路（现长宁路）本部，单独集资筹建。在基建进行的同时。周仁又从国外订购了科研参考书数百余种，从美国进口了500磅莫屋式电弧炉、机电配件以及车床等金工设备。钢铁试验场还配备了退火炉、加热炉、一吨锻锤以及金相和化学分析仪器。

　　1928年6月，周仁以9千元之开办费，建立了陶瓷试验场，他从湖南、江苏等处请来8名技工，筑窑烧瓷，开始陶瓷的研究，从此踏上了探索中国古瓷的奥秘、振兴国瓷的漫长征途。为了专事科研，他辞去了中央大学的职务，专任工程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陶瓷试验场主任。

　　同年夏天，陶瓷试验场接受了第一项任务。周仁奉命为孙中山先生安葬大典赶制八十余件仿古瓷品，以资陈列和纪念。在周仁的领导下，八十余件彩釉镂空仿古细瓷瓶壶如期完成，受到行家们的一致称赞，不久又完成了一百几十件仿古瓷器，送往西湖博览会工业馆陈列，受到世人瞩目。初战告捷，增添了周仁恢复国瓷精华的信心，他开始进行更加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1929年，在他领导下陶瓷试验场系统调查分析了全国各地区所产的瓷土、耐火泥。为了取得历代烧瓷的科学数据，他先后三次赴杭州凤凰山万松岑南宋官窑遗址进行挖掘，掘得了—批珍贵的古瓷碎片。同时，他也进行彩釉的研究，并研制成釉里青、祭红等多种珍贵仿古彩釉。

　　1931年，周仁在上海无线电台作了题为“中国陶瓷及中央陶瓷试验场之使命”的科普讲话。他向听众指出，我国陶瓷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几百年前的陶瓷艺术品至今仍为欧美各国折服。他还介绍了中国的陶瓷发展史，最早的陶器来自古代寿邱的陶窑，至隋朝何稠发明用绿玉制成的釉质，五代时钱穆发明了秘色靑瓷。他指出了瓷器的发展与上釉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上釉技术经历了制釉、淋釉至吹釉等发展阶段，至北宋大观政和年间瓷器已发展到釉薄如纸，胎薄如蛋，胎釉不分的髙水平。他如数家珍地评述了历史名瓷，如宋朝的龙泉青瓷，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祭红，清朝的五彩、靑花与粉彩。他推崇康熙的仿古瓷，美丽中含有古朴浑雅之趣味，乾隆年间为瓷器艺术百花盛开的时代，瓷品十分精巧，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至光绪末年，各地竞设窑业公司，崇尚外国，置我国传统艺术于脑后，生产出来的瓷器大都为非中非西之作品。最后， 周仁慷慨陈词：“我国瓷业独步全球，数百年前艺术作品为国外人所啧啧称道，至不敢应用科学加以说明，降至今日，良匠沦亡，一入市场，舶品充塞，若不急加研究，后悔无及，研究院设立本场既以此故。极望国人急加赞助，勿使固有艺术从此消灭。”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周仁在获得仿古瓷、釉彩研究成功的同时，又于1931年起开始在南京的陶瓷试验场进行工业瓷、机制日用瓷的工艺研究，为振兴我国工业瓷与日用瓷工业而奔走。1936年前后，周仁多次亲赴瓷都景德镇进行调查，后成书《江西景德镇瓷器之制法及改良意见》，在该书中他总结了景德镇瓷器工业落后的原因，指出由于选料不精，瓷器不够洁白；柴窑温度不够，釉面不够平滑光亮；彩绘在色彩方面因配制不当而不够鲜艳。

　　周仁在20年代开始领导仿古陶瓷的研究，开创了我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先河。南京陶瓷试验场的工作，对恢复我国传统瓷器、振兴日用及工业瓷起了先驱作用，挽回了清末民初我国瓷业一蹶不振的颓势。

　　钢铁试验场的筹建也进展神速，周仁常往返于沪宁路上，亲自主持筹建钢铁试验场。1929年6月钢铁试验场建成，并安装好电炉，从美国进口了铁合金及化学试剂，于同年年底试炉，次年全面开始钢铁研究，研制钢铁品种由普通的碳素钢、铸铁逐渐发展到耐磨铸铁及用于制作水泥装置的耐磨内衬。1932年，该场研制成功的钢铁品种扩展到含铬、镍的特种铸铁，高硅铸铁，低碳韧性铸铁。1933年又试制成功工具钢、高速钢，以及刚发明的不锈钢、耐酸钢及瓷门钢。由于钢铁试验场能瞄准社会需要，提供优质产品，因此当时沪界不少工厂不再进口钢铁，改为向钢铁试验场订货。尤其是该场研制成功的髙硅耐酸铸铁备受工业界欢迎，纷纷要求订货。

　　钢铁试验场的科研生产发展异常迅速，先后试制成功的钢铁品种近20种，几至没有什么钢种不能炼，没有什么机件不能浇。这在30年代的旧中国，确实令人刮目相看。那时，一般厂家只能浇铸普通生铁，冶炼、铸造及制模等全凭老工人口传的秘诀指导，根本谈不上炉前化验、金相检验、机械强度测试。对特种铸铁、铸钢及优质钢的冶炼几乎无人敢问津，更不用说跟踪国外发明，冶炼耐蚀耐酸不锈钢及高速钢。周仁亲自指导的钢铁试验场的研究和生产，为日后上海的钢厂的试验工作开创了先例。

　　理化实验楼为理工所、化学所及工程所的共同建筑，周仁为筹建会常务委员。该楼于1929年春置地，委托原协和医院美籍建筑师安娜设计，后由安娜推荐的沈德工程师接替她完成设计。大楼于1930年开工，周仁经常亲临工地，对打桩、土建等均加以督察，特别注重施工质量。1931年12月8日抗战爆发，施工中辍，即将完成的大楼临时改作战时难民收容所。1932年5月工程得以重新开工，但经费拮据，原50万元的拨款已不敷工程完工之用，缺额13万元。为此，周仁上下奔走，筹得款项，才使工程得以在1932年全部竣工。

　　1933年6月19日凌晨，周仁从电台广播中得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长杨杏佛先生于18日晨遭谋害，被暴徒枪杀于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杨杏佛是周仁在康奈尔的同系同学，以后又同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杏佛为人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与周仁深相结纳，杨与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从事救助被捕政治犯的工作，触犯国民党当局，不幸慘遭杀害。周仁听到杨遭谋害的消息后十分愤怒，毅然挺身而出筹办丧事，亲自为挚友守灵、抬灵枢。

　　1934年周仁与上海棉业统制委员会商定，在工程所内设立棉纺织染实验场，以推动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同年5月，他随棉业统制会赴日考察日本的纺织业。回国后即购地建棉纺馆和陶瓷新工场。1935年南京的陶瓷试验场搬迁来沪，加上玻璃工场从化学所合并至工程所。至此，初步实现了周仁在工程所筹建时设想的蓝图，人员和装备均已具一定规模。

　　内迁昆明

　　正当周仁大展宏图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多月后，上海沦陷，职工留职停薪，工程所工作不得不告停顿，一些与国外有关系的人都纷纷出国避难。1938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上海的理工、化学、工程三所内迁昆明。此时周仁的思想集中在如何把苦心经营起的工程所完好地迁至内地或保存下来。由于上海已经沦陷，要内迁昆明只有从海上途径香港、海防，然后由陆上公路抵达昆明这一条通路，路途艰难，为此周仁亲赴香港安排转运寄存等事宜。1938年6月，工程所的图书、仪器及电炉、材料试验机等共计七百余箱，分批陆续离沪。由于战局变化，香港沦陷，运输极为困难，除先运的图书、仪器、部分设备于1939年春运抵昆明外，不少重型设备损失惨重，包括他心爱的电炉也失落在香港，十年苦心经营被毁，对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大部分职工业已遗散或自谋出路，一支刚组织起来的科研队伍散了伙，更使他十分心痛。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散了的队伍重新在昆明组织起来。他派出先遣队，在昆明先租民房20余间，又在离市区22公里处的石桥铺租下民房16间，准备用作厂房。当事情稍有头绪后，他便给工程所职工发出了“召回令”，绝大多数职工又都回到了周仁的身旁。不久工程所的牌子又在昆明重新挂起来了。但是中央研究院停止拨款，没有设备、没有厂房，无法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也无法维持属下的生计。这一切都没有难倒周仁，他决心在大后方积极为抗战服务。一个建厂的计划在他内心萌生了，不善交际的科学家，不得不学起外交，频频与云南上层名流接触，劝说他们投资办一钢厂。周仁得力于善于交际的周夫人，终于说动了国民党云南省的头面人物缪云台和爱国资本家刘鸿生等人，公私合股地办起了“中国电力制钢厂”，周夫人也把自己的私蓄、陪嫁解囊相助。周仁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多数职工都在钢厂任职，这才解决了研究所的经费。

　　不久在城郊22公里处的桥头村建成厂房，安装了炉子，开炉试验。白手起家，困难尤甚，例如炉前分析需用纯氧，一时找不到，只得用最原始的方法，由氯酸钾加热制备，用火油桶收集。靠着坚强的毅力，他们炼出了第一炉钢，周仁欣慰地对属下说：“这是我在西南用电炉炼出的第一炉有意义的钢，值得纪念。”工程所在昆明时的工作，贯彻了周仁一切为抗战服务，服从战时需要的指导思想。这样，他们又继续进行了在上海开始的各种合金钢、工具钢、耐酸不锈钢以及钨铁合金等的试验。工程所为自流井试制了吊取盐卤用的钢丝绳，为电工器材厂生产了硬磁钢，以后又生产了维修美军汽车所需的低锰弹簧钢，试制成功了内燃机用的各种合金钢。在周仁指导下，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开展了从钴矿中提取氧化钴以及用木炭代替汽油作汽车内燃机燃料的研究，以解决战时的能源问题。同时，他们又开展了用于显微镜、望远镜、测距仪、潜望镜的各种特种化学玻璃和光学玻璃的研究。周仁领导下的工程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科研和生产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昆明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周仁体察下情，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以身作则。例如在试制提盐卤所用的钢丝绳时需寻找含磷量低的生铁来源，他亲自带人乘卡车去武定县矿区了解，两天中他们在山间崎岖小路上来回奔波了数百公里，晚上留宿在一所小学里，木板床上仅有一条席子、一条薄被，周仁便与大家挤在一起，他的吃苦耐劳和下属患难与共的精神使职工十分感动。每遇节假日，他还和职工及家属在一起联欢，摄影留念，亲似一家人。在昆明的几年里，工程所的全体职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获得了很多成果。

　　1945年抗战胜利，七年的内迁生活结束了，除钢铁冶金部份留在昆明外，周仁和工程所迁回上海，准备重新恢复他早年一手创办经营的“老巢”。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忙于“接收”，心在内战，根本顾不上发展科学研究。政局动荡，物价飞涨，研究所的经费十分困难，有时连所里水电费都难以支付，要想恢复到内迁前工程所的境况，已根本无可能。周仁为发展工程所的研究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情況下苦心支撑，惨淡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但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重视，使他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了信心。1947年，国民党政府败局己定，国民党政府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多次授意周仁将研究所迁往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顶着不办。上海解放前夕，朱家骅两次亲笔来信限令周仁等速去台湾，周仁又以保全科研设备为由而拒不执行。其实，周仁在半年之前就已拿到了去美国考察的出国签证，他拿着护照迟迟不愿启程，他不忍心离开心爱的工程研究所，他盼望着新中国的诞生。

　　爱国情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仁也从此获得了新生。新中国需要科学，需要钢铁，党特别器重周仁。1949年7月初，上海刚解放不久，周仁便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商议成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工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周仁任馆长。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钢铁。为了迅速恢复、发展我国的钢铁生产，周仁、周行健及邹元爔三人受党和政府的委托，到鞍钢、武钢等钢铁基地进行考察。党的重托使周仁异常振奋，他不辞辛劳，起早摸黑，奔波活跃在鞍钢和马鞍山的矿山和工厂里。他看到大多数地方只能生产机械强度不高的生铁，远远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生铁的强度，他提出以铸代锻的方法，想到了使生铁中石墨球化的途径，于是便成立了“球墨铸铁”课题组。经过一次次的实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石墨球化添加剂，掌握了球墨铸铁的生产和热处理工艺，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球墨铸铁，性能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并推广运用于汽车及柴油机曲轴上。他们的工作为推行以铸代锻工艺及生铁的变性研究开辟了道路，受到国家的奖励，他撰写的有关球墨铸铁的论文也得到了科技界的赞赏。

　　1953年，工学实验馆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周仁任所长兼研究员。时值恢复时期，面对—派大好形势，他渴望着能为祖国的冶金、陶瓷工业的振兴出大力，实现他有生以来的宏愿。

　　那时科学院成立了两矿领导小组，领导包头及大冶两大铁矿的冶炼和综合利用的研究。包头铁矿是我国特有的含氟稀土铁矿，储量极为丰富，开发包头铁矿是我国钢铁工业的一大战略决策。冶炼这种含氟量很髙的铁矿，难度很大。一是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高炉冶炼所需要的基本物理化学数据。苏联专家当时正在包钢协助建设高炉，由于没有基本冶炼数据，也不敢贸然建造高炉，提出将矿石运回苏联做出数据后再营造高炉。二是冶炼时必须考虑回收富有的稀土元素，进行综合利用，否则将是很大的浪费。髙炉一时不能立即上马，但祖国的建设急需钢铁，出于爱国热忱，周仁向党请战，他以必胜的信心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回到所他便着手组织会战组，全所上下为完成“包头铁矿”任务动员组织起来了，在加紧炉渣试验的同时，一座一立方米的实验小高炉在所内很快就建造起来。周仁亲自做含氟炉渣的粘度试验，亲临小高炉现场指挥，他事必躬亲，工作一丝不苟，讲究科学和效率。有一次周仁的脚被铁水烫伤，被同事送回家去休息，但第二天他不顾伤痛又赶来上班了。

　　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试验，终于摸清了这种含氟矿石在髙炉冶炼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一份过硬的试验数据报告送到了苏联专家面前，时间先于苏联国内研究的进度，使苏联专家十分惊讶，看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能力。根据这些重要数据，包钢顺利地建起了高炉。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同时也为研究所树立了攻坚的先例，培养了一支具有过硬作风的队伍。这支队伍在周仁领导和影响下，以后在稀土提取和综合利用以及关于攀枝花铁矿的科研项目中，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有一件事令周仁永志难忘，1953年周思来总理指示轻工业部要抓好中国古瓷的研究，轻工业部找到郭沫若，郭说：“上海有个周仁，是国瓷专家”。于是周总理下达的中国古瓷研究任务落到了周仁的肩上。他听说一些驻华使节出于对中国陶瓷的崇拜，想购买精美的中国瓷器，但每毎失望。国家领导人在接待外宾时，也常因礼品中的陶瓷器皿制作粗糙而难堪。听到这些消息，周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认为这是“陶瓷古国的耻辱”，希望继续进行中断了的仿古陶瓷研究，以有生之年深入总结我国陶瓷工艺，使我国古陶瓷艺术重新开出鲜艳之花。现在党为他提供了科研条件，并成立了中国瓷研究小组。党和祖国的重托，使这位老科学家深感责任重大。他积极开展对古陶瓷技术的总结和研究，并着手恢复历代名瓷的生产。尽管他已年逾花甲又担任繁忙的社会工作，他也常来实验室讨论，撰写论文。他率领国瓷小组多次访问瓷都景德镇，在古窑遗址的废墟瓦砾中挖掘收集古瓷；不顾年迈体弱，坚持攀上高温窑顶观察分析炉火情况；多次南下浙江龙泉，在荒芜的山岗陡坡寻找古窑遗址。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每一个窑址都要弄清它的年代及身世。他还请画家把景德镇老匠人的操作画成画册，以传于世。

　　在周仁的领导下，国瓷小组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历史精品进行了化学分析和科学鉴定，并对各地原料作了调查分析，最后选定了几种优质材料进行试制。经过反复试验，一批批具有传统特色的高级瓷器试制成功了，一只只精巧玲珑、晶莹透明、光彩夺目、典雅美观，再现了我国古陶瓷的水平，有些还超过了古瓷的水平。此间，周仁和合作者还发表了10余篇有关陶瓷的研究论文，受到了国内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视和赞扬，有的还经翻译在国外出版。

　　1959年，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成立，周仁被任命为副院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上海金属学会理事长、上海硅酸盐学会理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深深感受到了党和人民对的信任和重视。

　　1960年，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分所，他任上海冶金所和上海硅酸盐化学工学所两所的所长。步入晚年，由于眼疾影响视力（视网膜剥离），他被迫休息在家，但仍关心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曾拟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准备对我国各重要地区的历代名瓷分别进行专题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逐一恢复名瓷生产。患病期间他仍致力于考古学的著述，在病床上口授文稿。

　　但是，十年动乱扑灭了他利用余生完成振兴国瓷的愿望。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抄家揪斗；被当作“特务头子”关进牛棚，身心倍受摧残。更令他痛心的是国瓷小组被逼解敢，多年来收集珍藏的古瓷标本和视为无价之宝的碎片则被诬为“封、资、修”破烂，轻易地当作垃圾处理掉。他以沉默面对这种愚昧的疯狂，不畏强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正直科学家的高尚气节。

　　1973年12月3日，周仁因患脑血栓含冤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莫道浮云终蔽日”，1978年12月4日，在他逝世五周年时，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推倒了 “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恢复了这位正直、爱国的科学家的名誉。他的骨灰被隆重地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86年8月20日，在长宁路冶金研究所大院的杏佛楼前树起了周仁的半身铜像，中国科学院及上海市领导亲自为周仁铜像揭幕，上千余人参加揭幕典礼。周仁作为中国科技界的先驱、著名的冶金陶瓷学家将永远载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史册，人们将永远铭记他对我国科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者：周佩德  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