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一位研究生答辩请汪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席。汪先生的学识、为人和教授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年我考入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成为了汪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

　　汪先生1935年进入中央研究院，解放后直到1982年退休一直担任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化学分析室主任。分析室是所里的技术服务室，为研究室及时提供准确的分析数据。随着分析对象的扩展变化，要研究新的分析方法、提出新的分析手段。50年代在包头稀土矿的研究中，汪先生解决了当时样品中有氟存在的分析难题，后来该课题获得的国家奖励中，汪先生名列第三。60年代所里的研究向超纯金属转化，要求分析灵敏度小于微克级。汪先生又带领着全室人员，对超纯物质分析奋力攻关，主持召开了全国超纯物质分析报告会，我们分析室提出了几十篇论文。后来在访问德国时，汪先生撰写的超纯分析一文还介绍了我国的超纯物质分析概况。当时曾有“北有长春应化所，南有上海冶金所”的说法，可见那时我所的分析室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汪先生的声望是很高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先生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实验不能做了，但他坚持查阅文献。他敏感地认识到电化学分析领域出现了新的分析方法——离子选择电极。离子选择电极首先是由1966年美国人发明氟电极开始的。氟电极选择性好，灵敏度高，配套仪器简单，迅速成为了测定氟离子的标准方法，这引起了电极研究的蓬勃发展。1972年在全国分析化学年会上，汪先生是国内第一个作了电极法的综合报告的，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会后我所成立了离子选择电极课题组，从这时起，我与汪先生一起在离子电极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工作了十年。他退休后，我继续进行该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首先依靠所里的氟化镧晶体制备了氟电极，汪先生很高兴，说我们的氟电极灵敏度比苏联当时报道的还好。汪先生常对我们说，研究不能老跟着文献走，我们应该有新的东西，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用，不能只发表论文。

　　1978年课题组提出研究硼电极。因为对材料中的硼做分析，原子吸收法不好做，化学法又很麻烦，希望用电极法解决，但按文献制备出来的硼电极灵敏度始终很低，无法使用。之后我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与袁群先生合作，发现了一个新的制备电极的活性材料——三庚基十二烷基碘化铵，用它制得的氟硼酸根电极，灵敏度提高了100倍，成功地解决了合金硅酸盐材料中硼的测定。后来我们多次举办培训班、制备电极，让厂家使用，取得了很好效果，使我们二所共同获得了中科院成果二等奖。这个活性物质至今仍被美国一家公司应用着。

　　我们后来还制备了糖精电极，解决了食品中糖精的快速测定，并与全国八个省的卫生防疫站合作，测定了近千个食品。现在使用电极法测定食品中糖精，已成为标准方法之一。我们制备的钽电极能测定纯铌中万分之五的钽含量，攻克了铌钽由于性质十分相似难以相互分析的问题。这二项成果也都获得了中科院成果二等奖。

　　1986年我们组又在汪先生的领导下承担了“七五”攻关课题——可消毒PH传感器，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一同制备了性能良好的PH传感器，在生物发酵行业获得了广泛应用，多年来创造了近千万元的产值，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促进了发酵行业的升级改造，获得了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汪先生待人真诚，为人谦和。他与国内老一辈科学家高鸿、高小霞等私人情谊深厚，他们经常相互嘘寒问候，切磋学术。汪先生担任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分析组组长多年，召集会议、参加年会，多次受到表彰，被尊为荣誉理事。他担任化学传感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多次作电极领域最新发展的报告，深受我们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的敬重。在生活中，汪先生喜欢照相，常与室里人员一起去公园拍照。每次出差，也都为大家也拍摄很多照片，洗印出照片后分发给每个人，分文不收。我们室里很多老同志，现在都还珍藏着他拍的照片。

　　我常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汪先生。汪先生提出的离子选择电极，是我一生的重要研究方向。“创新、实用”是汪先生的观点，也一直是我工作的座右铭。1990年我晋级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些都与汪先生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作者：张国雄  原化学分析室主任、研究员）